【翻译/SPIN杂志】Soundgarden：超为人知 / Superwellknown（Part 2）-51次元漫画漫画
不会因为磕多了进急救室，也没有飙车车祸，所以我们的故事没什么意思：‘啊这，他看了本书；他看了场电影；他看了电视；他和朋友喝酒；他去滑雪了’，我们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戏剧情节。
作者：Mike Rubin
译者：@F9startsVI5
原报道见：https://www.spin.com/2017/05/soundgarden-down-on-the-upside-profile/
（人物对白请务必参照原文）
Superwellknown是双关Soundgarden的专辑《Superunknown》，本文为Spin杂志1996年7月刊的封面故事，内容主要关于当时的新专《Down on the Upside》。
改了一下我的排版和翻译方式。以及老样子，我语死早，欢迎建议、捉虫。
“不好，他们要进来了，”Kim Thayil指向Two Bells Tavern的窗外发着牢骚，“这帮亚逼（译者注：Alternatypes我实在翻译不来）在这窗户前来来回回走了两趟了，看来他们要进来了。”
Thayil和我围坐在桌子边，享受着西雅图特产的一剂良药……想什么呢，当然是啤酒。
这是他最爱呆的地方，但他的注意力已经被那些不断朝酒馆里打量的穿着法兰绒的年轻人占据了。这帮人大概已经认出了这位长发美髯、自从Soundgarden走红就没怎么变过外形的吉他手了。
他们第三次经过，然后第四次，但终究是消失在了夜色里，从未真正走进酒吧打搅我们抑或是来喝几杯。
考虑到这里现在的文化氛围，也难怪Thayil有些疑神疑鬼。
自从Soundgarden与Green River、the Melvins、Malfunkshun、Skin Yard、U-Men并称为西雅图的“Deep Six”乐团那时算起，十年已经过去，而西雅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runge的病毒式传播让一大帮特立独行的摇滚爱好者蜂拥而至到这传说中的“翡翠之城（Emerald City）”。值得一提的是，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微软的程序员（译者注：微软总部在西雅图旁边）。
西雅图独立厂牌Up Records的Tammy Watson把这座城市称为“有高楼的Mayberry”（译者注：虚构的城市，可以理解为典型美式乡村小镇），而这种小镇乡土气息在Soundgarden成员的外表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说，这就是我想象中的60年代末的旧金山会发生的事。“Thayil如此评价这场嬉皮入侵。
Thayil回忆到，在“科本纪年”之前，“朋克摇滚演出现场的男男女女你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也大概率是某个家伙的舍友。而现在无论你去哪，都有一帮打扮很Grunge的家伙漫无目的地在那闲逛，试探这个地方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西雅图可能不再是那个Soundgarden在里程碑式的专辑《Sub Pop 200》里唱的“Sub Pop Rock City”，但对于外人来说，至少在表面上，它还是一个反文化的圣城麦加。
“说回来，这还真是个奇怪的反文化，”Thayil说，“因为这是MTV认为的反文化。这里没有战争，没有种族动乱，没有女性解放运动或者是同性恋解放运动——只是建立在商业成功的电台热歌和滑雪运动上的空有其表的反文化。”
Thayil是Soundgarden的长发传统（译者注：成立时候的阵容，Chris、Kim和Hiro那时候都是长发飘飘）的最后坚守者，尽管他飞快地指出他的头发有变稀疏的倾向。他祖籍孟买的父母在西雅图读大学，也在这生下了Kim。
之后他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城外的郊区Park Forest长大。在一个叫“the Active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的创新高中项目中，他与Tom Zutaut（日后成为签下枪花乐队的星探）、Hiro Yamamoto（日后成为Soundgarden的原贝斯手）以及日后会创立Sub Pop厂牌的Bruce Pavitt成了同学。
那时候的Pavitt还不是Thayil的嘈杂电吉他同好。“我用Be-Bop Deluxe乐队的《Modern Music》跟Bruce换了the Stooges乐队的《Raw Power》，”Thayil笑着说，“他那时候估计磕嗨了。”
Soundgarden的成就和西雅图的音乐淘金热密不可分。Thayil一边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哲学本科，一边在大学的电台KCMU当DJ。那时候的他向同为电台DJ的Bruce Pavitt出主意：去找另一个DJ——Jonathan Poneman（译者注：Sub Pop的共同创始人）做财务咨询，以便给他的新厂牌Sub Pop找个投资人。
在这之后，Soundgarden将会发行他们在Sub Pop的首单（1987年的《Hunted Down/Nothing to Say》），成为首个离开Sub Pop转战SST（在那他们发行了1998年的《Ultramega Ok》）的乐队，并最终成成为首个签下主流厂牌的Grunge乐队。
Soundgarden的商业革命是能佐证水滴石穿的实打实的案例，因此，他们合格的体育馆摇滚巨星形象被制片人Doug Pray看中，其出场贡献了纪录片《Hype!》的情感高潮。这是一部将于今年上院线的西雅图乐队风潮的纪录片。
“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是名气的代价，”Pray说，“Soundgarden在体育馆的演出录像简直是让人毛骨悚然。一方面来说，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在台上，毫不畏惧，然而另一方面，这些镜头像是传达着恐惧。就像是他们高处不胜寒，就像有什么正在发生的东西已经不受他们控制了。”
现被称作“西雅图之声（the Seattle sound）”（虽然这个称呼有些令人怀疑）的事件发酵过程的记录大概是自从1963年的达拉斯（译者注：肯尼迪遇刺）以来最为详细的。然而Soundgarden的成员们成功过着远离镁光灯的私人生活。
“我觉着我们都从群众中来，接地气，”Thayil说，“不会因为磕多了进急救室，也没有飙车车祸，所以我们的故事没什么意思：‘啊这，他看了本书；他看了场电影；他看了电视；他和朋友喝酒；他去滑雪了’，我们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戏剧情节。”
相较于他的离群索居到冷漠的队友们来说，合群的Thayil可以说是Soundgarden的交际花。
在晚餐期间，源源不断有餐厅雇员和老主顾们停下来对他打招呼。在Two Bells酒吧的时候，他碰上了Rod Koody（Sub Pop厂牌早期乐队Swallow的成员）和几个R.E.M.的吉他技师，后者来城里为乐队录新专辑。第二天，Thayil还告诉我，离开酒吧后他在街上撞上了SG新专《Down on the Upside》的工程师Adam Kasper和R.E.M.的Micheal Stipe，于是他们又去喝了杯安眠酒。
因为他是如此广结善缘，本来顽固不化的他开始不愿意再掺合从前接受采访时的保留节目——指名道姓地喷别的乐队。
“我不介意攻击某一种思想，无论那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还是随便什么，”Thayil说，“但是我不喜欢骂别人的歌是一坨屎什么的。人家花了很多精力在上面，所以我不喜欢那样。”
虽然他开始相信沉默是金，但没过一会儿，他就又开始痛骂起了当代音乐的现状。Bruce Pavitt曾把Grunge比作“能发财的音色（the sound and look of fresh money)”，然而更确切来说：这个另类国度满是异国人，他们玩着别人玩剩下的、金玉其外的、墨守成规的Grunge。
这样一帮三流学人精甚至启发了Soundgarden写了一首叫“Karaoke”的歌，虽然它最后还是没有收进《Down on the Upside》里。
“本来这是场又酷又激进的真正摇滚乐变革，然而很快他们就把它同质化、重新包装了，”Thayil说，“我们曾经有Nirvana，他们酷毙了，还有Pearl Jam，他们也是。然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给磨平了棱角。Pearl Jam不拍MV了（译者注：Eddie Vedder不想让MV夺走观众自己独特的听歌体验，PJ在Jeremy后不愿意再录制MV），就会有一堆劣化低配版Pearl Jam来拍。”
在Thayil的观点中，“这些都只是为了上Top 40榜单，一年后估计就不复存在了。这一大帮乐队的事业都靠一群没钱没资源的青少年供着。”
纵然他们对现在的“另类”的传承现状表示蔑视，Thayil和Soundgarden还是跟Metallica、the Ramones和Rancid一起加入了今夏Lollapalooza的阵容，Shepherd还给它起了个绰号“Larsapalooza”以致敬Metallica的鼓手Lars Ulrich。
“我们第一次上Lollapalooza的时候我喷过它，”Thayil在回顾乐队1992年时的出场时坦诚道，“那些个伪装，那些个另类文化的概念…然而现在这更像是Metallica和Soundgarden演着呢，突然再插进来个the Ramones和Rancid。”
“我不同意有些个什么集体主义者把它当成新式嬉皮士体验，什么‘这是我们的Woodstock’，”他幽默地讥讽起来，“如果我在1969年17岁，我才不去Woodstock，我要去底特律（译者注：Rock City的含金量）。”